這兩天有種感觸:哲學可以生活化,但生活可否哲學化?
在學術產業化之後,大學或者學術機構,成為了一座又一座的「學術工廠」。「學術」成為了輸送帶上的產品,學術工作者成為輸送帶上的勞工,而這一切,把「思」轉變成「事」,為了掙口飯吃所必須做的事。在此使用這樣的類比,並不是要說明某種工作比某種工作更有價值,相反地,卻是說明了,不管是動腦或者動手的工作,並沒有不同,且都等待著從異化勞動裡解放。
且回題詳述。「思」變成了「事」,學術工作者每日兢兢業業完成所該做的事情,以求所思者能夠成為產品推出。當然,產品推出的過程裡,就得有品管,檢驗每一個被組裝好的產品是否符合工廠和消費者的需要。這代表,符合某種形式的工作成果,比生產者自身想要的更為重要。品管不符合的東西,也就是不需要的東西;不需要的東西,也就是做壞的東西,而做壞的東西,當然就等同於要報廢的東西。
在這個過程裡,生產者自己想要做的東西一點都不重要,重要的事,勞動者應該做的東西。於是,一種有趣的情況出現了。產品的形式變得比產品的內容更加重要;即便勞動者畫出了清明上河圖,但是,因為產品不合品管要求的形式要求,所以,報廢!學術圈裡也是如此,寫出的論文即使內容再好,也可能因為無法符合論文格式而被打了回票。所以,彷彿重要地不在是,思想行諸於外的形式成為了一種奇怪的東西,變成一種必要條件。但是,論文的格式是否真的如此重要,重要到變成應該與內容一併被檢視的東西?這是否也表示,「學術」和「思」脫鉤了?或者更進一步地推論:思不一定是學術,但學術一定是思?可惜的是,思不一定能餵飽自己,但學術卻可以。於是,學術在這個時代,好似學術比諸思更為重要?更為深刻?
吾不以為然,如果是五十釐米乘以三十釐米的畫作才能是畫作,那麼,清明上河圖就不是畫作。但是,清明上河圖是否為傑作?若是,則吾寧取傑作,不願取畫作!